2013年12月26日，天津市碳排放交易启动，成为继深圳、北京、上海和广东之后的第五个碳市场。目前，国内七个碳交易试点中已有五个启动，另外两个试点也有望在2014年开始。中国已经成为除欧盟外，利用碳排放交易管控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二大市场。

有中国特色的碳排放交易

    迄今为止，各试点省市已圆满完成排放数据的首轮核算、报告和核查工作，并将排放配额分配到企业，建立了各自的交易所，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和交易细则。

    中国的碳交易试点仅包括七大温室气体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通常覆盖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40%〜60%，涉及电力行业和钢铁、水泥、石化等重工业行业。由于电价在中国受到严格调控，发电企业无法将碳成本通过价格传导来促进需求侧管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碳交易试点除要求发电企业提交排放许可之外，也要求用电客户提交排放许可，但这样可能存在双重核算的问题，使得碳核算更加复杂。

    中国各碳交易试点之间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其中，北京和深圳的服务业经济比重较大且排放总量较小，因而更有可能实现排放峰值。为了提高碳交易涵盖的排放比重，北京和深圳都要求服务业重点企业也参与碳排放交易，深圳还为建筑和交通行业另行设置了交易板块。试点省市中，唯有北京对既有设施提出了年度绝对减排量要求，尽管这样的要求只涵盖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北京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的配额将逐年减少，2015年，北京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获得的配额分别是其2009〜2012年年均排放量的94%和96%。虽然深圳没有绝对量的减排要求，但涉及的企业需要在未来三年将单位增加值碳排放降低32%，并且排放量的绝对值年增长不超过10%。

    深圳和天津的碳排放交易允许个人投资者和非控排企业参与交易，这带来更高的交易频率，但也可能导致更大的价格波动。事实上，过去6个月以来，深圳碳市场的交易价格变幻莫测，交易价格从28元到130元不等。

    广东碳排放交易的覆盖总量约为3.88亿吨，是中国最大、全球第二大交易体系，也是透明度最高的试点。广东不仅披露了分配的配额数量，还披露了为新增产能和为市场干预而预留的配额数量，这些信息在其他试点中一般是不公开的。广东还是唯一一个要求企业通过拍卖方式购买一部分配额的交易体系，2013年企业的配额中，3%来自拍卖，到2015年这一比例将提高到10%。2013年，这一举措将为减排行动筹措至少6.3亿元的资金支持。上海要求六家驻上海的航空公司提交其国内商业航班的排放许可。理论上讲，如果推广上海的做法，中国可以提出一个抗衡欧盟试图将航空排放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举措。与其他试点相比，上海在追溯企业的节能工作方面也是独树一帜。根据上海配额分配规则，2006〜2011年，节能量获得国家或上海市政府部门认可并得到奖励的企业，可以获得额外的配额。

千里之行第一步

    虽然七个试点省市中还有两个尚未启动交易，但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着手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北京、天津、内蒙古、河北、山西、山东的发改委已签订备忘录，同意联手研究跨区域的排放交易。从国家层面来看，政府部门也开始研究探讨全国的交易机制。

    已有的试点工作主要定位于对不同方法的尝试，这也恰恰是扩大碳市场范围在操作上面临的挑战。考虑到现有试点之间的差异和各地条件的不同，一个覆盖面更广或者全国范围的碳市场在关键的要素层面或许要保持严格一致，比如碳核算、报告和核查等；同时，应允许地方政府在其他要素方面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排放总量设定和配额分配。2013年1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10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并力争推出全国性的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报告制度，就是建立这种共同要素的努力。

    法律基础是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北京和深圳已经通过地方立法来支持碳交易，其他试点省市则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国家层面的碳交易需要坚实的法律基础，目前，国家发改委正牵头起草应对气候变化法或许可以提供所需的法律保障。现阶段，由于担心市场风险，所有碳排放交易试点都禁止开发期货等衍生产品。然而，如果碳交易要成为降低减排成本的有效机制，市场需要保持合理的流动性，以提供可靠的价格信号和接纳企业不同的履约方案。

    虽然迄今为止各试点都在按其设计运行，但评价中国碳交易试点还为时尚早。对大多数试点来说，2014年是第一个履约期结束，即完整地完成核算报告、配额分配、排放许可交易和上缴配额等一系列周期性活动。因此，今年是观察碳市场成败的关键一年。“建立碳交易机制遇到的困难远远超出了我们之前的想象”，一位来自试点省市政府的官员说，“但是一路走来我们现在更有信心，这项工作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