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要不了多久，在各地公布GDP数据之前，会首先扣除资源、环境的成本。那些一味醉心于GDP表面华丽数字的官员，再也得不到升迁，甚至被追责。

　　据记者了解，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市、自治区着手建设绿色GDP评价体系，建立绿色GDP考核办法。

　　绿色GDP评价体系是指在国民经济核算基础上，考虑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重点是从传统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的核算体系，以更为真实地衡量经济发展成果。

　　不以GDP增长论英雄

　　在6月28日至29日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事实上，早在2011年12月18日召开的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强调，“进一步树立正确用人导向”，“考察干部的才，要注重考察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防止简单地把经济总量、发展速度等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主要依据。”

　　长期以来，我国官员的考核选拔机制，是将GDP视作衡量官员能力的重要标准。甚至，GDP是官员能否得以升迁的决定性因素。

　　但GDP指标本身也存在局限性。新华社一篇评论称，“一味醉心于GDP表面的华丽数字，伴随的可能是经济的不健康发展和百姓的不满意。”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不能以过度消耗资源、能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

　　今年初，海南省出台了《2013年度海南生态省建设工作要点》，将生态保护与建设成效、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损失等纳入干部考核范围，建立绿色GDP考核制度。

　　去年底，安徽省也发布《生态强省建设实施纲要》，将16个市的生态竞争力综合指数与市长政绩直接挂钩。

　　湖南省早在2011年就启动了绿色GDP评价体系建设。湖南省统计局曾公开表示，今年，湖南省将在长株潭3市(长沙、株洲、湘潭以及下辖县市区)全面试行绿色GDP评价体系，把评价指标纳入该省绩效考核，实施考评。

　　从今年起，新疆各地州政府领导班子合格不合格，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张能耗考核成绩单。据新疆网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节能减排领导小组近日编制了《自治区“十二五”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考核实行打分制，总分100分。

　　其中，节能目标完成情况40分，节能措施落实情况为60分。年度节能目标的指标虽然分值仅为10分，但却定性为否决性指标，也就是说，只要没有完成年度节能目标的，考核结果一律为未完成等级。而这一考核结果将成为自治区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各地(州、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在对干部的考核体系中，GDP已经不是主要或唯一的指标。

　　以湖南省《绿色GDP评价指标体系》为例，该评价指标体系在现有的GDP核算中，融入资源、环境因素，将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综合考评，并对各个市(州)的经济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生态指数进行打分、排名、发布。

　　具体的指标包括经济增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纯收入等；单位GDP的能耗、水耗、电耗、建设用地，以及单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等；工业“三废”排放量占GDP比重、环境保护费用占GDP比重、工业废水、二氧化硫排放达标率、绿化覆盖率、城市污水处理率、城市空气质量良好天数达标率等。

　　增加考核中的环保权重

　　多年来，以GDP挂帅、在发展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让我国资源与环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发展是硬道理”并不等同于“GDP增长率是硬道理”。

　　长江流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命脉和生产力布局的主轴线，沿江7省2市以占全国18.8%的国土面积，养育了32%以上的人口，产出了全国GDP总量的40%，以及全国钢铁生产总量的40%和近一半的石化产品，战略地位十分突出。GDP历来被沿线各城市看中，并成为彼此“较量”的最主要的指标之一。

　　但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杨桂山介绍，由中科院开展的长江沿江地区发展成本评估调查显示，从综合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两个方面看，沿江地区发展的代价即发展成本一直居高不下。

　　环境成本主要考虑污染物排放、碳排放和生态空间占用等；资源成本主要考虑单位非农产业产值占城市用地面积、万元GDP耗水、万元工业增加值耗电等因素。

　　中科院的调查显示，从单位非农产业产值占城市用地面积来看，江苏段和浙江段的单位非农产业产值占地最少，分别为0.06-0.07平方公里/亿元；上、中游区段包括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地区，这一指标普遍较高，为0.12-0.16平方公里/亿元。

　　在能源、电力消费方面，安徽、四川、重庆等地万元GDP用电量最高，同时，工业废水、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量导致的环境代价也较高。中科院的调查发现，重庆段、湖南段、四川段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导致环境代价较高，分别为32.9、25.1、23.9万吨/亿元。

　　其中，单位工业增加值废水排放量最多的5个城市是恩施、益阳、鄂州、荆门、泸州；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硫排放量最多的5个城市是恩施、鄂州、益阳、池州和攀枝花。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2010年度环境经济核算结果表明，“十一五”期间环境退化成本上升89.6%，直接物质投入上升55%，2010年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成本合计15513.8亿元，约占当年GDP的3.5%。

　　亚洲开发银行今年初发布的《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也称，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算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

　　7月5日，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副司长胥树凡在“2013中国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发展论坛”上表示，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巨大的环保压力下，环保部门将采取一系列新的环境保护政策和管理措施。

　　他介绍，在经济政策和管理政策上，环保部门将继续推进建立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考核制度。改变过去单纯以GDP的大小进行政绩考核的方法，建立去除环境成本后的GDP政绩考核制度，促进政府和企业负责人加强环境保护。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环境监测司司长罗毅说。

　　记者从环保部了解到，今年，环保部将主动配合组织、监察等部门，做好相关工作，扭转一些地方仍以GDP挂帅、在发展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为经济发展让路的现象。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加强环境保护，需要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的责任，增加环境保护在党政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考核中的权重，完善问责机制，严格问责，在生态红线面前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