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历了19 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到二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复兴的美国到一度于20 世纪80 年代称霸的世界的“世界工厂”——日本，再到至今仍占领世界商品制造业的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将转移效应、结构成长效应、就业结构的变化、提高社会平均资本的有机构成、加速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几大增值效益发挥到了极致。

　　在今天的中国，我们正在经历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往中西部迁移的国内产业转移。虽说任何生产都有污染，我们也经历了无数次的先污染再治理，现在的生活环境已在30 年间的工业大发展下造成了严重污染，先污染后治理的途径无法继续，这一次的产业转移就要在吸取过去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上更多地进行有效性地探索和实践。如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所说，“必须要寻求低碳发展途径。”

　　产业转移不能再被动推进

　　源于地方项目招商过度，由产业转移带来的产能过剩、生产效率低下、企业破产等一系列问题已为不少城市带来了严重的失业现象，这些现象不仅屡见不鲜，同时也与产业转移的本质南辕北辙。而这样的情况正在从传统制造业蔓延到中国政府正大力推进的光伏、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的方式方法似乎有待进行更深入地探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在进行工业化扩张，是被动式的城镇化。”潘家华告诉记者：“人民的生活质量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很多时候的产业转移是‘为了就业而就业’。”

　　接着，潘家华分析说，在《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即将推出之际，我们必须意识到目前从东部往中西部的投资式拉动转移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就业，但这样的拉动实际上是被动式转移。这样的路径不能继续。现在我们更多地需要投资和消费(需求)一同拉动的转移方式，要就地城镇化，农民市民化，达到合理城镇化的目的。再者，他谈到，由于大部分从东到中西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属于高能耗产业，其空间的转移加重了中西部的污染，这就要求我们在接收产业时将产业转移的门槛提高，避免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灾难。同时，要意识到西部的承载能力有限。比如在西北部， 就要约束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因为很多时候生产破坏了水资源，难以满足工业扩张的需求， 西北部并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对于西南地区而言，虽然水资源并不比西北部的刚性约束强，但是它的地形、地貌和生态脆弱性构成了硬性约束，成为了工业化的成本压力，这对其区域竞争力就产生了影响。对中西部要进行约束性生态保护，对于长江中下游、东部沿海地区的水污染以及生态破坏会产生传递效应，影响到已经受到污染的东部地区。对此我们要有相当的警惕性。他进而表示，简单的梯级转移并不科学，西部的承载能力很有限，比如青海地区海拔4000 米上仍然有人居住，要转移他们也不合理。西南地区的云贵高原的转移很多，但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本身的附加值就很低，转移他们也不符合市场竞争规律。在产业转移上我们要进行更加科学的全面性论证，否则得不偿失。

　　如何绿色转移

　　讨论到如何进行绿色转移，潘家华认为要对工业、产业本身进行科学、客观的认识。不能简单的要求GDP 的增长和就业拉动，更要看它所带来的环境代价和损失。比如工人在污染环境下工作导致产生的人体损害就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必须要论证各个产业带来的污染效应有哪些，同时结合国家的排放标准就地采用科学的评估：环境(水资源、交通容量等)+ 市场竞争力的评估。对于生产中产生的污染要有其相对应的投资保证，如果企业的治理方面跟不上就不能允许企业投产。所以在生产中形成的碳排放以及消耗量和环保投资(比如污染处理投资)要同步，并且一步到位。

　　“在大气污染上，治理的入手主要就是化石能源(煤炭)消耗所产生的脱尘、脱硫、脱硝等污染成分，这与排放办法密切相关。”潘家华说道。目前中国几大城市都相继成为了雾霾的受害者，随着《“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整治大气污染问题的政策出台，严控大气污染源头已成为城市环境保护的头等大事。

　　采用污水处理的办法是可以减轻水污染程度的。但是，潘家华提到说“水污染处理的治理办法就目前看来都需要大量的能源消耗。对常规的污水处理应该更多地采用污水生物处理办法以及湿地处理系统的办法来减少治理时对能源的消耗。一定要注意在治理时避免产生更多的污染，同时对于其中的能源加以回收利用。像对沼气进行科学利用就值得进一步探索。”

　　近期，广州等地就检测发现了大米中的镉含量超标的现象。“它的起因就是土壤里受到了重金属污染。需要注意到的是，这种污染不仅在短期内无法消除、分解，这更是一种自我毁灭行为。要知道像大米这样的农作物受到的重金属污染就包含了生物的富集效应。也就是说当土壤受到污染，通过植物吸收，假设重金属含量为0.01mg/kg，动物吃了它就变成了0.1mg/kg，然后经过食物链，这些有毒物质就成倍的富集。针对这些固体废弃物，我们只有重视减少污染的排放，采取废物利用的办法并按照标准执行才能逐步解决。”

　　绿色投资机遇目前还很有限

　　“东部的绿色发展机遇不会被带到中西部。中西部最大的受益可能是通过东部的先进制造技术淘汰落后产能，在某些程度上减缓中西部的污染指数。但中西部的绿色发展机遇并不多。中西部只有进行跳跃式发展，循序渐进是不能够得到绿色发展机遇的。”潘家华表示。

　　对于碳汇交易市场(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潘家华认为这将是一个绿色投资机会。简单来说，这种植树造林的方式就是由碳汇林业森林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相对工业，碳汇成本较低，有“绿色黄金” 之称。据预测，到2020

　　年，全球碳市场交易额将达3000 亿美元。

　　同时，在潘家华看来，在欧洲已经出现的碳交易(《京都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在中国市场的收益性相对较差，难以实现。整体市场乏力，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和流通发展进程会非常缓慢。

　　环境市场的交易就各方看来都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 5 月17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推动碳捕集、利用和封存(CCUS)试验示范的通知》， 预计将推动CCUS 产业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碳捕集”是指将大型发电厂、钢铁厂、化工厂等排放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用各种方法储存以避免其排放到大气中，并且加以合理利用的一种技术。据研究，此项技术可以使单位发电碳排放减少85% 至90%，已经成为各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重点战略之一。)不过虽然碳捕集的前景美好，潘家华却认为它的发展有待时间的验证，目前碳捕集就遭遇成本高昂的门槛压力。

　　低碳城镇化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是低碳城镇化的根本。而其中低碳是唯一的刚性指标。”潘家华强调说。

　　“目前我们就要进行碳的预算约束。我们当下所拥有的化石能源仅够维持30-50 年。我国自身的石油储量仅够9 年时间。南海新开采的10 亿吨石油量按照估算，也仅够我们消耗两年。我们当下进口的原油就达到2.8 亿吨，0.4 亿吨的成品油，自己生产2.02 亿吨。合起来接近5 亿吨。而当下机动车的饱和量还差了一大截……” 不仅如此，潘家华接着说：“河北、山东、辽宁抚顺等地已经陆续出现无煤状态。宁夏有山脉甚至已经被挖空。就连产煤大省山西的煤矿用量也仅够10-20 年使用。”

　　严峻的现实情况已经迫使我们要进行更为主动的低碳发展规划。

　　潘家华提出，“在交通等各个方面，我认为我国就必须要在2050 年做到近零碳，达到不使用化石能源为宗旨。否则就没有未来。”

　　美国正在大力推进的页岩气革命我们是否也能效仿？潘家华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无法在中国实现。页岩气本身也是化石能源，中国的地质结构不同，我们土壤缺水，开采它对地质结构的损害巨大，成本颇高，对页岩气的开采在我国是得不偿失的行为。我国的资源禀赋不允许我们对它做大量的工作，所以对页岩气，可以说是不要抱太大的期望。”

　　似乎，我们走入了一个死角。

　　潘家华提出了唯一以及肯定的解决办法是：低碳消费。“必须将碳的消费需求降低。只有消费低碳化，生产也随之低碳化。”在夏季，减少空调的使用率，冬季减少暖气的使用率。2 公里以内路程步行，减少行车频率等都是一点一滴的低碳消费行为转变。“另外，对于所有的产品质量都必须加以提升。”潘家华强调说。对大气污染造成严重危害的油品质量首当其冲，同时对于建筑物的修建必须要提高质量，避免重复拆建。在生活上，尽量多地使用可循环产品。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低碳发展体制机制的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在油价上，就可采用类似阶梯电价的阶梯油价，用经济手段制约高排量机动车，同时鼓励低碳出行。

　　“全国节能宣传周”的第23年也已经来到。6 月17 日将是由国家发改委环资司牵头举办的2013“低碳日”，在倡导低碳生活的同时，我国也相继出现了日益发展壮大的新能源、清洁能源产业，同时随着合同能源管理等市场化机制办法助力绿色生产以及绿色金融体系的逐步丰满，我国已走上了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型节能、低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