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美国一直拒绝为本国设立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有了积极转变。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在减排问题上由抵触转向合作，加上科学家多年来对气候变化带来灾难的呼吁与警告、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带动的全球对此问题的广泛关注，才有了大家对2009年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期待。

    此时,奥巴马仍挟有压倒性赢得大选当选总统的政治资本。奥巴马本人尊重有关气候变化科学结论,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美国也应当在其中扮演领导角色。但面临美国国内的情况，他迫切需要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气候变化协议以说服国会和其政治对手通过有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议案。

    然而在一些关键议题上以中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分歧，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最终遗憾收场，没有达成期望的目标, 也错过了把美国锁定于一个有约束力国际气候变化协议框架内。

    相较于中国，在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议题上后来的发展朝着更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使得美国变得更为主动。这主要源于近年来美国页岩气技术革命带来的深刻影响。水平压裂技术和水平钻进技术的突破，加上美国相对优越的地质条件，近年来美国页岩气生产和利用量呈爆发式增长。

    2013年10月11日，国际能源署预测，2014年第二季度美国将取代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非OPEC石油生产国。正是由于美国非常规油气资源可采储量非常丰富、产量迅速提升，不仅使美国真正看到能源独立的曙光，而且美国现在已经可以更加灵活地选择和考虑其油气进口来源地。美国将把地缘政治相对稳定的北美及拉丁美洲作为其能源供应战略重点，减少从中东、北非进口石油，这从近年来美国石油进口数据已看出端倪。美国国内油气供应的极大提升，加上进口更多来源于地缘政治相对稳定的西半球，极大提升了美国的能源安全水平。

    有些学者认为，美国对中东能源依赖减少，中东在美国的战略版图上的重要性降低，这样可以轻松重返亚太。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美国正在实施重返亚太的外交新政不假，但这主要是适应世界战略和经济重心向东移动的形势下，出于政治、经济、军事多方面利益综合考虑后的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甚至轻视其在中东的战略利益。

    一是因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开采成本相对美国仍有较大优势，作为美国在中东的盟国，沙特阿拉伯在OPEC成员中拥有最大的剩余产能，对全球石油市场的调控和平衡能力最大。继续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石油，美国可继续达到控制中东、影响全球石油市场的目的。

    二是中东的战略地位和信仰之争。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反恐、推行美式民主、维护盟国以色列的安全等也是美国介入中东事务的原因，这些不会因美国减少、甚至不再从中东进口石油而在短期内消失。因此中东在美国的安全与外交政策中仍将占据重要地位。

    美国页岩气技术革命带来页岩气产量井喷式增长的同时，大大降低了美国天然气的价格，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国内天然气和页岩气替代煤炭、石油发电和采暖用油，增强了天然气动力汽车或电动车的经济性。虽然美国是唯一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由于大量使用便宜的天然气和页岩气和经济放慢等非气候变化方面直接采取行动的结果，自2007年以来6年中有5年其能源系统产生的CO2排放每年都在下降,2012年的排放已降到199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页岩气技术革命不仅给美国带来稳定、低廉的能源供应，逐渐让美国摆脱对海外化石能源的依赖，也将使美国在德班平台下新一轮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下更处于有利地位。与此同时，中国石油进口预期将长期超过美国占据世界第一，中国需要承担起更多保障全球能源供应的任务。

    中国应摆脱意识形态、文化的束缚，从市场思维出发力求在与各国的博弈中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不难想象，美国也会进一步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承诺更严厉的减排义务，在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角力中，天平似乎在向美国倾斜。

    不管是否愿意，中国必须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妥协、让步。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做出什么样的承诺，既反映中国的现实、通过一定努力能够实现，同时又让其他主要排放国家感觉这样的承诺够严厉，也能做出相当的减排承诺。

    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我曾应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减缓工作组副主席、威尼斯大学校长Carlo Carraro教授之邀撰写了《中国将于何时、以何种形式承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到2050年的路线图》论文，收录于他为政治学、法学领域顶级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Politics、Law and Economics主编的特刊号。

    文中提出,中国到了向世界预示何时对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进行控制的时候了。中国可以一种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形式，宣布中国何时对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进行控制。如果履约期仍取《京都议定书》设定的5年的话，我认为第五个承诺期（2028－2032）是中国承诺总量控制的时候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30年，大多预测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美国。那时基准方案下中国的CO2排放量大约是第二大排放大国美国的二倍，远把美国抛在脑后。如果美国真能按奥巴马提议的把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比2005年的水平降低83%，那么中美之间排放量的差距将更大。

    具体排放总量的确定，我认为以达到2050年全球人均排放一致这个目标而定。

    八国集团承诺到2050年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不确定某年”基础上减80%的远期目标，在与五大发展中国家对话中，要求发展中国家也承诺远期目标。显然，其目的是便于尽快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减排框架。

    作为应对策略，我认为中国应提议发达国家到2050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在1990年基础上减80%,同时所有主要排放国家到2050年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应超过全球届时的平均水平。这样，中国不仅承诺了2030年左右、2050年远期目标，使自己在谈判中处于更主动的地位，同时，对发达国家的远期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中国而言，这个建议不可谓不严厉，但只是一个框架，中国政府在具体的时间、承诺等具体细节上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同时，这个建议对美国的约束力也很严厉，与美国捆绑在一起，使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更有利。

    不过，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专家最近公开提出中国的CO2排放将在2025年之前达到峰值。这个预测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但却是一种期盼的乐观情景。体制内的专家在公开场合过早公开透露最乐观的情况下中国能源和碳排放量情景，主要谈判对手必会胃口大开以此提高出价砝码，要求中国比这做的更早、更多，这将使中国处于很不利的地位。

    毋庸质疑，如何减缓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广泛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影响已经被列入中、美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国内外最高政治层的重要议事日程。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汲取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经验教训，各方面准备较以前的谈判更加充分。然而其他主要排放国家仍缺乏政治意愿。毕竟应对气候变化短期内被认为是一种成本、投入，因此，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意愿至关重要。

    另外，美国挟美国页岩气技术革命的幸运“拥兵自重”，必定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承诺更严厉的减排义务，中国面临更严峻的形势。与此同时，中国一方面仍会坚持其一贯主张，要求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承诺与其经济和技术水平相一致的减排目标的，另一方面也要提防在哥本哈根峰会中出现的谈判僵持不下下一些已受气候变化灾难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反叛”行为。

    面临这些严峻的形势，如何让主要谈判对手承诺到极限而同时达成国际协议，不仅考验中国谈判代表的智慧，对全球的政治家也是一种考验。毕竟国际社会对德班平台下新一轮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寄予厚望，期待各国能够达成一个继《京都议定书》之后的事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新的议定书。

    中国与美国同为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美两国在气候领域的相互角力但又不失合作，有助于促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对包括中美两国在内所有重要排放国家的排放水平有明确规定的国际协议的达成，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