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

　　·清洁发展机制

　　简称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CDM允许附件1缔约方与非附件1缔约方联合开展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这些项目产生的减排数额可以被附件1缔约方作为履行他们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量。对发达国家而言，CDM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履约机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CDM项目可以获得部分资金援助和先进技术。但是，CDM只能作为全球减排和技术转让的手段之一。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减排和技术转让还需要发达国家做出更多的努力。

　　·核证减排量

　　缩写成CER。核证减排量是清洁发展机制（CDM）中的特定术语，指联合国执行理事会（EB）向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企业颁发的经过指定经营实体（DOE）核查证实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只有联合国向企业颁发了CER证书之后，减排指标CER才能在国际碳市场上交易。

　　将新闻进行到底

　　关于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河北省一个乡镇油脂厂老板，为解决工厂经常停电减产问题，决定用当地最常见又最便宜的秸秆做燃料，建一个小发电厂。自从他购买了一套400千瓦的秸秆发电设备，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好事就找上了他，犹如天上掉下了馅饼。

　　一位自称日本咨询公司总经理的人要和他“合作项目”，满口都是“碳减排”、“CDM”……于是，这个准备因陋就简修建的发电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投资9000万元、规划容量1.2万千瓦的电厂。如果这个电厂建成开始发电以后，除了卖电，由于减排了二氧化碳，这位油脂厂老板每年还将获得100万美元的收入！

　　这种类似于天上掉馅饼的“神话”，是关于CDM项目最初的解释。但如今，这种“神话”似乎正在变成现实……

　　——典型案例——

　　在今年8月5日，经过北京环境交易所的撮合，“绿色出行碳路行动”的组织者和上海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接上了头，并很快地签署了协议。天平保险公司以277699.6元的价格购买了奥运期间北京市民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全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成为第一家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量实现碳中和的中国企业。

　　天平保险公司购买碳减排的资金将作为捐赠全部注入“中国民促会绿色出行专项基金”，用于支持绿色出行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目前上海世博局、上海环保局正在开展“绿色出行”活动，这笔资金将优先用于上海世博会的“绿色出行”项目，实现从奥运到世博的传承。

　　——法律依据——

　　《京都议定书》及其灵活履约机制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也能买卖？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CDM项目管理中心主任杨宏伟说，国际碳市场成立的法律基础是《京都议定书》。它在2005年生效后，规定发达国家在2008年—2012年减排义务，欧盟是8%，日本、加拿大是6%；澳大利亚是允许增加，但增加不许超过8%。《京都议定书》还规定，国际排放贸易、联合履行及清洁发展机制三种机制，其核心是允许发达国家到境外去购买一部分减排量，用于抵消《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指标。

　　据悉，截至今年9月份，中国政府已累计批准了2200多个CDM项目，其中在联合国注册640个，已签发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如果中国政府批准的项目都能得到注册，预计在2012年前可减少20亿吨二氧化碳。目前，欧盟目前实质减排了9000多万吨二氧化碳，在中国开展CDM项目，已签发的1.5亿吨就超过了欧盟二氧化碳减排总量。

　　杨宏伟提醒说，碳交易目的是在维护国家发展权益的基础上，尽可能减缓气候变化。国内可采用一些市场机制，包括财税等综合手段来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达到减排目的。

　　——交易模式——

　　强制性与自愿性碳交易

　　关于碳交易，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操作模式：强制性与自愿性碳交易。

　　强制碳交易主要以国家或政府为主导，参与主体必须参加交易，并受法律约束。其中最大的是《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欧盟碳交易体系，即在总量控制下进行碳交易。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全球副总裁黄杰夫说，“欧洲2008年期货碳市场成交28亿吨，今年估计会达到50～60亿吨。”

　　自愿性碳交易，即参与碳交易的主体因“自愿”动机聚集在一起，一旦通过协商方式共同承认了固定时间段内的减排目标，这些碳交易主体就必须履行一定的协议去实现该目标。简而言之，即加入时可自愿，执行时需履约。

　　典型的自愿碳交易市场在美国。1997年，美国虽然退出了《京都议定书》，但随后在内部的14个州，通过自设总量方式，形成了局部碳市场。从2003年开始，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从13家会员发展到目前的460家会员，这些企业排放总量达到6亿吨，已超过了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排放总量。

　　中国“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

　　在碳市场的发展上，中国也不甘落后。虽然根据《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决定了，正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采纳绝对的总量控制。中国在国际上不承担二氧化碳总量限额，但企业可通过协议方式自设限额，创造出排放权的稀缺性，再通过配额买卖方式，使拥有多余配额的企业将指标卖给配额不足的企业，成为交易的前提。

　　于是，在日前，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与芝加哥全球气候交易所在中国开始了类似试点。交易所目前已收到28家大型排放类企业递交的意向函，包括中石油、摩托罗拉、远大空调等要求加入“企业自愿减排联合行动”。

　　“无论是水泥行业还是钢铁行业，大家坐在一起，把自己的排放量拿出来，设计一个指标，这个指标要适合企业发展，企业以自愿原则参与，但加入后就需按照有法律效益的合约进行交易。”黄杰夫说。

　　——游戏规则——

　　对CO2增量进行指标设计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梁猛说，根据粗略计算，如果我国每年单位GDP能耗降低4%，大概到2030年前后，可能出现一个峰值——排放的二氧化碳将超过100多亿吨，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六七十亿吨，到那时可能100多亿吨，整个全球只能排放360亿吨，如果中国排了100多亿吨，剩下的国家怎么办？美国现在比中国仅少排放了一二亿吨。“大家都不发展了就你一个国家发展，这也不太可能。我们说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还是责任，不能说共同而有区别，我们就没有责任了。”

　　“但是，中国的碳交易需要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形成中国的游戏规则，中国市场的指标不是二氧化碳绝对下行，而是需要对增量进行一定的指标设计，通过市场，转移风险来实现交易盈利。”梁猛说。

　　“确实是这样。”黄杰夫说，如天津将近30家企业自愿加入，设计一个指标。“很简单，这个指标是适合企业发展的总量指标。我在未来5年多排的话，指标用的多，不够了，就要到市场上去买；相反，如果在未来5年我做的比较好，节能减排，指标用不完，可以拿出来卖。这是适合中国标准，在金融企业参与下产生的一个游戏规则。”

　　目前，我国减排的二氧化碳总量超过欧盟减排的总量，但如何让中国的减排成本降到最低？黄杰夫表示，从国际上成功经验来讲，应通过市场机制保证是以最低成本，以GDP冲击最小的路径来达到减排。

　　在省内、部门内首先实现碳交易

　　杨宏伟认为，我国“十一五”期间，推动节能减排就是将指标分到各个省，按照区域进行划分。我国推动低碳经济也可借鉴这样的路子，比如单位GDP的碳强度指标显著下降，首先要分解到各省，在省里各个部门去落实，可能还会分到某一具体行业，这样相应交易成本会低一些。交易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省内配置是将资源从左口袋转移到右口袋，阻力相对较小。对于五大电力集团来讲，虽是跨省的，但从收益、利润来讲，是在整个集团内进行核算，集团内有效率较高的电厂，也有效率较低的，可通过集团内部的碳交易来推进节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

“特别要注意的是，哥本哈根会议对碳市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碳市场稳定离不开需求，需求来自于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其中核心的内容就是，发达国家缔约方在2020年要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减40%。”杨宏伟最后强调。

 

 

作者：李禾
来源：科技日报